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副院长、心血管内科陈样新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临床实践指南》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和积极意义，但是目前将诊断标准下调其证据可能尚不充分，所以一经提出，业内争论就不绝于耳。高血压诊断标准既是个学术问题，也是个社会问题，甚至是经济问题，下调标准后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因此需谨慎对待。
问题一：医保负担大幅增加
诊断标准下调后，新诊断的高血压患者会明显增加，医保负担可能会大幅增加。例如，高血压是被纳入门诊慢性病(以下简称“门慢”)管理的慢性病，除了常规医保报销，它作为门慢还有额外的报销途径。标准一旦放宽，预计增加的高血压患者不仅需要降压药物治疗，还需要很多非降压药物，比如抗血小板药物、他汀类降胆固醇药物等，也列在高血压“门慢”报销范畴，将增加医保负担。
问题二：过早吃药或不利于生活方式干预
依据《临床实践指南》的诊断标准，我国新增的130/80 毫米汞柱至140/90毫米汞柱之间的高血压人群大多在45-75岁之间。有研究表明，这部分人群实施药物降压治疗，疗效并不显著。此前的一些研究，比如sprint研究的对象，人群平均年龄是65岁，并不能代表《临床实践指南》中新增高血压人群中的主体——年轻人。
诊断标准下调也可能会对这部分年轻人产生过早药物治疗的暗示和引导效应(虽然《临床实践指南》有药物治疗的建议和指引)。过早使用药物降压，实际上会强化大家对药物的依赖，而弱化了大家通过健康生活来改善血压指标的动力。另外，药物治疗的副作用也值得考虑。
问题三：突然被“戴帽”心理压力猛增
原本属于“临界高血压人群”的广大人群，突然就被戴上高血压的帽子，心理压力猛增。戴帽和不戴帽，性质完全不一样，归类也完全不一样，造成心理暗示和行为影响也就不一样。实际上，对这部分人群，更多的是需要警示，而不是戴帽。
问题四：社区医生达标任务艰巨
对社区医生来说，下调标准后，完成高血压达标率的任务将更加艰巨。社区医生平时一贯推行的高血压健康教育，包括运动、营养、睡眠等润物细无声的非药物治疗，因为效果不够“快狠准”，可能会导致社区医生为了尽快达标而“急功近利”，更倾向于便捷的“一药了之”。